如果说2019年第一季度是轮回了无数次的又一个播种季，那么对艺术圈乃至公众来说，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叶永青被曝长期“抄袭”比利时艺术家斯蒂安·西尔万（Christian Silvain）画作，则是一粒腐烂的种子，迫使人们不得不追问这样几个问题：智慧劳动与人格尊严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当一个人的名气不足以使其名扬四方时，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声明并保护自己对创作内容所享有的独立版权？版权的价值又该如何体现呢？
正所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短短几天之内，各方关于叶永青事件的评论已铺天盖地。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叶永青的“捞金”范围一直限定在横跨海内外的收藏圈，他直接侵害的也不过是斯蒂安·西尔万及收藏家们的经济及精神权利，但叶永青个人的毁誉却显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而这个“全身”则指向一个尚显混沌的概念空间，所以诸位批评家也鲜有着墨于此。当这件事开始受到人们乃至海内外各类媒体的关注，也意味着它完成了从特定领域事件到公共生活备忘录的质变，意味着我们应该从一个更积极的视角理解叶永青对艺术界所做的“历史贡献”。
众所周知，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国的当代艺术一直是一个“发育过剩的难产儿”。说它发育过剩，是因为“当代艺术”本身是个容量巨大的筐，什么样的内容或手法皆可往里装，以至于连古风袭袭的花鸟画等艺术作品，都理所当然地出现在带有“当代”二字的各类展览中。说它难产，则是因为我们至今都尚未建立起一套集原创确权、版权开发、公众见证、曝光周期于一体的艺术品版权保护与利用机制。正是由于该机制的缺失，使斯蒂安·西尔万这种被侵权的版权所有人长期蒙在鼓里，也直接导致下游交易市场过分看重一个艺术家的历史背景和“身价”，而缺失了作为当代艺术根基的质疑与自我张扬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几度被唱衰的艺术市场，仅仅是当代艺术的滥觞，针对艺术作品版权的商业化运作，无疑是撬动各方利益版块、打破固有利益格局的一根杠杆，继而让叶永青这样的“艺术混子”没有容身之地。
商业与艺术经常被视为水火不容的关系，而叶永青之所以赚得盆满钵满，恰恰是充分利用了斯蒂安·希尔万作品的知名度低这一特点，知名度也就这样约等于曝光度了。在移动互联网趋于普及的今天，“自媒体”的概念边界已经从有意识的传播拓展到了无意识的传播，每个人的吃喝穿戴、言行举止随时都存在被聚焦、被分享、被拥趸的可能性，都可能变成今日当榜的“抖音同款潮品”，如此无孔不入的自媒体触角则能直接提升原创艺术作品的辨识度，助力于原创艺术作品（特别是绘画作品）版权所对应图案的精准曝光与保护。也只有抱着如此迫切的需求，继“85新潮”之后，拜叶永青大笔所赐，当代艺术才能在蒙羞之后杜绝后患，并与无法从中脱身的社会现实“握手言和”。
正如真正有罪的不是亚当和夏娃，而是苹果树下的那条蛇，面对笼罩在评论与策展界的惭愧乌云，真正应该为这场闹剧负责的是中国不够健全的艺术运作制度，而它的触及范围远远比叶永青所坑骗的人群更广阔。当一个叶永青被轰下艺术的“神坛”，就算他从人海里重新冒出来对众多受骗者进行退赔，也不代表这个事件已经结束，更不代表他已然入土的前程是这场“人祸”的理想祭品，毕竟一个他太渺小，陷入信任与版权安全危机的艺术家群体则太庞大。而当这个群体浩浩荡荡地向着下一秒走去，每一个真诚的创作者都应该去探寻关于这一切的另一种可能，以免被下一个斯蒂安·希尔万感同身受。
——陈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