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战后日常语言哲学（又称“语言分析哲学”）的先驱，维特根斯坦致力于冲破西方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美学观念，以一种批判性甚至“解构性”的思维方式，从否定方面对“美”、“艺术”作语义上的分析，独辟蹊径地开拓了美学研究的新路径，为20世纪西方美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理论影响之巨大、意义之深远，足以使他毫无愧色地与尼采、海德格尔等西方现代美学巨擘比肩而立。
维特根斯坦
一、改变传统思维上的“美”
一切哲学上的革命，都来自于思维方式上的革命。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思维方式”意味着“观念事物的方式”，或者是“对待事物的态度”，或“做某事的方式或方法”。观察事物的方式或方法，比观察本身更为重要，更为根本。他在《美学、心理学和宗教的讲演集》中明确写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鼓吹一种思维方式，以反对另一种。说真的，我实在憎恶这另一种思维方式。——我们正在做的就是改变思维方式，我正在做的就是改变思维方式，并且说服人们改变其思维方式。”维特根斯坦为什么对过去人们的思维方式如此敌视且认为必须加以改变？原因来自他对西方美学研究精审的考辨与深刻的反思。
首先，他认为传统的美学是形而上学的，因而无法被表述。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所谓“美是什么”一类的问题之所以千百年来令历代美学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症结并不在于该问题本身是一个难题，而在于以往的美学研究的思路是建立在一个完全虚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需要对这样的思维方式进行一番彻底的清理，以匡正美学思考方式的严重偏误。
传统美学总是一开始就问：美是什么？从而得出一个美的本质的定义，再由这个定义演绎出整个美学体系。对美的本质的定义殊异，便形成了历史上的各种美学流派。对此，分析美学“棒喝”道：“‘美是什么’属于哪一类命题？”命题是对于世界或事物的陈述，是世界或事物的图像。图像和世界是对应的，这种对应性决定了命题的可证实性，一切命题都可以分为可证实的和不可证实的。可证实的命题，与世界或事物是对应的，是有意义的；不可证实的命题，就没有对应物，是无意义的。就美学而言，“由心理距离可产生审美态度”这一命题是可以证实的，“黄金分割”是希腊造型艺术的法则之一，这一命题也是可以证实的，而“美是理念”或“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则是不可以证实的，所有关于美是什么的命题，都是属于不可证实的形而上学命题，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不可证实的形而上学命题，要么是不合乎命题的逻辑要求，要么就不具有作为意义标准的可证实性，即不能为人的经验推翻，让人陷入不必要的争论，于知识毫无用处。正如怀特《分析的时代》所言：“形而上学的非理论的本质本身并不是一种缺陷；所有艺术都有这种非理论性质而并不因此就失去它们对于个人和对于社会的高度的价值，危险是在于形而上学的欺惑人的性质，它给予知识的幻相而实际并不给予任何知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拒斥它的理由。”于是，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对哲学乃至美学传统给予了颠覆性批判：“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虚伪的，而是无意思的。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只能确定它们的荒谬无稽。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是由于我们不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而来的。（它们是属于善，多少和美同一这一类的问题的）。”他明确指出：“伦理学和美学是一个东西。”美学之所以和伦理学是同一的，那是因为两者都是不能表述的，属于“神秘的东西”的范畴。人们能够谈论的问题即符合他给可说的东西所作的规定的，唯有自然科学的问题。在所谓“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的口号下，维特根斯坦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等传统哲学命题一概归入不能用经验来证实的，因而是毫无意义的命题之列，从而为他立足于知识论的立场，把形而上学从哲学和美学领域中彻底地清除出去提供了理论依据。
应当指出的是，维特根斯坦并不认为美学问题因其无意义就不能存在，在他看来，关键就是不把它们当作有意义的命题划在知识的范围之内，美学问题“不能说出来，而只能表明出来”。这里所说的表明不是靠文字、命题去表明，而是靠人生自身去显示，即这类问题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是不能用思维和语言去加以研究的。因此，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反复申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情况，就应该沉默。”试想，如果美学仍然沿着追问美的实体或性质道路前进，那样的美学就永远只是一门无法被表述的“玄学”了。
其次，他认为美被完全误解的根源在于把词语和世界及其性质混同了。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坚信，语言作为一种表现手段，和被表达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对应关系，即“语言中的单词是对对象的命名——语句就是这种名称的组合。在语言的这一图画中，我们找到了下面这种观念的根源：“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一意义与该词相关联。词所代表的乃是对象。”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对传统的所谓“语言图画说”和他早期的理论给予了无情批判甚至彻底否定。他指出：“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同词进行计算、操作，并在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把它们转换成时而这种时而那种图画。——这就好像要人相信，某人给我的一张购买母牛的定单，如果要不失去它的意义，就一定得附上一张母牛的图象。”正是由于人们误以为词具有某种意义，而意义又是它所描述的东西的代表，于是，说到“美的”这样的赞叹时，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认为对象中具有某种实体或性质。这种化虚为实的行为使人们将假问题转化为真问题，一本正经地追寻起美的本质来。此乃美学为何不可言说的根本所在。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认为，日常语言的复杂性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哲学问题的起源，日常语言的使用问题才是哲学问题的起源。因此，哲学所面临的任务和问题就是要“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在《美学演讲录》中，维特根斯坦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从美字的用法和它的具体所指来揭示美的本质的虚幻。他说：“这个题目（美学）太大了，而且就我看来，它整个地被误解了。‘美的’这个词比其它词更频繁地出现在某些句子里，如果你注意一下这些句子的语言学形式的话，你就会发现，像‘美的’这样的词更容易被误解。”为什么历来的美学家和欣赏者会把“美的”这样一个形容词等同于对象的美的实体或属性呢？关键在于人们“不理解语言的逻辑”。其实，审美形容词“美的”、“好的”有时是表示某种赞赏的感叹词，审美判断完全可以不用这些词，如音乐评论中，人们用“注意这个转调”；诗歌评论中说“意象用得很准”；试衣时说“正合适”、“太长”等。在这些实际审美判断中，不用“好的”、“美的”这样一些审美判断用语，并不会产生什么误解。在许多场合中，这些词的意义更接近于“正确”、“对”，而不是“美”和“好”。在他看来，漫不经心的观赏者对艺术和审美对象往往能正确运用审美判断词，而理论家、批评家试图向人们传达更为精确的审美描述，却常常适得其反。因此，审美的困惑不在于美本身，而在于理论家追求普遍性，在狭义上使用“美的”及相关的审美用词所导致的。美完全被误解的根源也正在于此。至此，维特根斯坦既否定了“美的”对象的存在，也否定了有所谓“美的”问题，甚至否定了审美判断的存在。所以，维特根斯坦曾多次把语言比作“工具袋”，里面有各种各样用途不同的工具。而人们在审美判断中使用的最多的形容词“美的”，不过是这个工具袋里的一件工具而已。
二、具有家族相似性的“美”
一切形而上学体系似乎都是这样，它使一个个世界从它那里失去，又把一个个世界从它那里找回；它毫不留情地毁掉一个个天堂，又认真地去塑造一个个乐园。重返剑桥后，维特根斯坦的目光转向日常语言，他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他抛弃了早期以逻辑的眼光解释语言与世界的本质主义理想，把语言放到人们的日常使用中，在千变万化的语言游戏中确定人类使用语言的坚实基础。这时，他不再追求某种共同的本质，而仅仅满足于不同语言游戏之间的某些相似；他不再忽略各种事态的具体细节，而只以关心这些细节为己任；他不再抛开特殊只抓一般，而是力图使人们全心关注和投入各种特殊的语言游戏。从《逻辑哲学论》到《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经历了从反形而上学到反本质主义的历程。前期的“命题图象说”发展为后期的“语言游戏说”；前期的“逻辑形式”被后期的“生活形式”取代。后期的维特根斯坦通过“生活形式”、“语言游戏”、“家族相似”等范畴，构筑了其独具只眼的日常语言哲学体系，突出地强调了语言哲学从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向具体生活形式和某种相对主义的回归，同时也表明了他对语言本质主义的屏弃。其哲学视野实现了由纯逻辑的狭隘范围向更为宽广的日常语言领域，向人类社会的语言世界的转换。
维特根斯坦从日常语言哲学出发，根本否定美有统一的本质。他认为语言就像一种工具，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语言的意义又是变易的，是依赖于环境和用法的。他借助于“语言游戏”，阐明了他的用法即意义的观点。他以“游戏”这个词为例进行具体分析，结果发现；游戏并没有统一的本质。对于下棋、打扑克、打球等游戏，“如果你观察它们，你将看不到什么全体所共同的东西，而只看到相似之处，看到亲缘关系，甚至一整套相似之处和亲缘关系。”维特根斯坦进而将语言与游戏相比较，认为语词的用法与游戏极为类似。在他那里，所谓“语言游戏”，就是指人用语词进行的一种现实的活动，它像游戏一样没有本质；其中不同的语词有不同的作用，同一个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也有不同的作用，词的用法十分复杂和多种多样，虽然如何使用词或语言有一定规则，但规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随意的。可见，语言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当维特根斯坦说从事哲学的目的是为了治疗语言疾病时，他就使哲学走向了社会生活，使哲学面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遭遇的语言现象，使哲学进入构成我们生活形式的各种语言游戏之中。于是，哲学从理性思辨的王国回到生活实践的尘世，用他的话说，是把“词语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的用法”。哲学不再是哲学家们所构筑的象牙塔中的神秘之物，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哲学活动就成为整个人类的共同事业。所以维特根斯坦的格言是：我们必须取消一切说明，而用描述去代替说明。
接着“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他后期哲学的另一重要概念“家族相似”，用来说明各种游戏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语言游戏的关系。他写道：“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达方式来刻划这种相似之处：因为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体形、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等，也以同样方式互相重叠和交叉。——所以我要说：“‘游戏’形成一个家族。”的确，一个家族之中，一个成员总与另一个成员有相似之处，但这未必也是他与第三个成员之间的相似之处，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是每个家族中都有的，但并没有一个相似之处是所有家族成员共有的。同样，美学上所使用的一系列术语，如“美”、“艺术”等等也都是这样，是一个类似“游戏”那样的家族。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之所以可以将众多的事物称为美的，并不是因为它们一定有一个共同的规定性、有一个共同的美的本质。美的事物只具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并不是由一个本质统帅的相似，而是家族相似，美的世界只是一个相似家族。家族相似没有固定的内涵，同时也没有固定的外延，它就能够向未来开放。当你用“美”、“艺术”去称呼新事物时，你的实际语言运用也就扩大和改变着这些词的内涵和外延，你正在接纳新的家族成员。一方面没有固定的本质和外貌，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家族，按一定的相似和联系集居在一起，这就是家族相似的精髓。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想要说明，概念的内容往往就是这样的，要寻找一个在逻辑上整齐划一的“本质”是不可能的。
“生活形式”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作为两大支柱之一，它与“语言游戏”一道共同支撑起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语言观。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他的语言哲学有别于牛津学派等形而上学语言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他所谓的“生活形式”主要是指人的活动，包括日常生活活动、语言活动、心理活动等等。他认为，作为语言游戏的美感描述所以具有多义性，就是因为它是一种活动，是与人的完整的生活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要通过语言来描述审美经验，就必须同时描述与语言游戏相关联的生活形式。
维特根斯坦进而认为，人的生活形式处于一定的环境和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中，而任何文化都是一定民族和一定时代的文化，因而要描述人的审美活动就必须描述审美活动所处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就必须注意和描述审美活动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人的审美活动和美感描述是人的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渗透着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它必然按照整体的文化精神来工作。可以说，人只要描述了审美经验，他也就描述了与之相关的环境和文化。
把“生活形式”和文化观念引进“美”，如实地把审美视为生活的过程、生活的一种形式，强调审美体验的实验性，大大地丰富了美，增强了审美的历史感和现实感。把文化视为美的载体和审美中介，强调审美的文化意蕴，既有利于人们对共同美的理解，也有助于纠正人们对美的某种偏见。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不仅超越了传统哲学对语言的理解，而且不同于通常在语言问题上的哲学式反思。他的视野已经拓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以及由此体现出的人类文化。
三、对其美学贡献的评价
如果说全部美学都是语言批判的话，那么，维特根斯坦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搞清楚人们在审美判断时是如何使用特定的语言的。通过“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等范畴，维特根斯坦一方面成功地暴露了传统美的本质观的潜在危机，借助语言分析，揭示审美困惑，为我们提供了审美范围内语言作用更为清晰的图象。另一方面，其语言批判理论的内在矛盾也赫然在目。否定美有统一的本质，这无异是抽掉了整个美学学科的基石，从而否定了任何美学研究的可能性。因为如果美学上的一些基本概念仅仅是表示一种“家族相似”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它们。美国学者曼德尔鲍姆对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提出过肯切的批评。他指出，家族相似这个概念应包含一种对遗传关系的肯定，否则我们所谈的就只不过是一般的相似而非“家族相似”。这就意味着，“如果家族相似这种类比能够对游戏之间的联系方式作出某种解释的话，我们就应该设法揭示，尽管不同游戏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它们却可能具有一种象遗传因素一样的共同属性，这种属性并不一定是它们的外部特征。”英国学者查尔斯沃斯也曾提出：“‘家族相似’是这样一种相似，它不能为普遍概括或推论提供基础。然而在其范例理论，或他关于在一个特殊语言游戏之外使用语词是无意义的理论中，维特根斯坦是既想作出一个概念又想作出某种推论。”此外从一个更普遍的观点来看，比如从维特根斯坦一再坚持在哲学的“即将倒塌的建筑”与日常语言的坚实基础之间存在着确定的界限等，其实在那种语境中，“维特根斯坦再次引进了关于本质的思想。”
对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上的不彻底性，许多学者也有共识。著名哲学史家施太格缪勒曾经指出，“维特根斯坦在他描述语言游戏上以及他对不同观点的批判上，一直受到下面信念的支配，即他比其他哲学家关于语言本质有着更深刻的洞察力。”这样他便将自己的学说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处境：以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来张扬自己的反本质主义的主张。美国坦普尔大学教授舒斯特曼也曾撰文指出，虽然“艺术上的反本质论和对于明晰性的追求，也许就是分析美学最一般和最显著的特点”，但是人们依然能够发现，“潜藏于所有优秀批评中的那种观念，即存在着或必定存在着一个本质的或适当的阐述性逻辑，乃是分析美学难以摆脱的美学上的本质主义的遗迹。”
但是，尽管如此，从西方美学发展史来看，维特根斯坦的美学无疑是具有革命性和反叛性的。这首先表现在他关于美学研究方向的新思考，使深陷于传统美学思维方式之泥淖中的人们“幡然醒悟”，并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美学思维方式。通过语言批判，他把美的本体论及其形而上学那一套做法釜底抽薪，进而把思路转移到对审美过程的语言分析，为美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他的“家族相似”理论，为美学思考打开了一条更加重要广阔更加开放的思路，使后人认识到美学中许许多多的概念是开放的，具有某些方面的相似。诚如英国哲学家普罗福德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维特根斯坦的影响，那种试图发现艺术“本质”的做法已经被抛弃了。——现在，尽管维特根斯坦并不是有意（有些人误解了他）把家族相似的想法运用于一切词语，但人们很快意识到这个观念特别适合用于诸如‘艺术’、‘艺术品’和‘审美’的概念。肯尼克教授颇有影响的论文《传统美学建立在一个错误之上吗？》就是率先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运用于美学的尝试。当1966年维特根斯坦的《美学讲演集》发表时，他的思想影响进一步深化了，因为在这部演讲集中，他反复强调一个要点，那就是，在思考美学时，我们不应该只关注诸如‘美的’这样的词语，而应‘注意极端复杂的情境，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审美表达才具有某种位置，而表达本身几乎无足轻重。’”
其次，表现在他的哲学和美学促成了西方20世纪哲学和美学的“语言学转向”，为后来的哲学家美学家进一步思考哲学和美学，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范畴。在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影响下，一些语言分析学家从维特根斯坦那里获得方法，并把它奉若至宝。美国美学家莫里斯·韦兹认为，维特根斯坦已经给“当代美学的任何一种发展提供了出发点”。美国哲学家麦卡锡写道：“维特根斯坦和其他哲学家一样，对逻辑和元哲学理论深感兴趣。在《逻辑哲学论》中，他通过语言学的视野来重新思考这些哲学家的问题，而对这些领域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这种研究视野的转变构成了哲学史上的一次小小的革命。这场革命被冠之以语言学的转向而为人们庆贺或谴责。语言学的转向，就是从研究观念的老路转向研究语言的新路，它反映出不再把观念视为哲学思考的中心，而是以语言取而代之。——在转向语言的过程中，哲学家们摆脱了自己及自己的内心状态而返回到现实世界。”事实上，在被誉为“哥白尼式革命”的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中，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美学思想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广为吸收，解释学、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文本阅读理论这些名目繁多的西方现代文艺思潮无不内含着其思想的基因，从而充分显示出其理论方法特殊的魅力和充沛的生命力。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