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金钱和政治的2016》（2016 in Museums, Money, and Politics）一书对处在历史性转折点的美国选举制政治体系和私人非营利艺术机构间的交集进行了检视。
书中记录了在2016年大选中，曾被报道过的128个艺术机构董事会成员对政治活动的资助，以及该事件的后续影响。这些机构分布在全美的50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其中包括一些美国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他们拥有超过250万美元用于展示当代艺术的预算。这本书中所进行的研究，记载了约5460名艺术机构的董事会成员中2411人进行的超过3.6万笔政治捐款，这一事实也揭露了政治竞选募资和文化赞助有着很大程度的交集。
2016年美国进行的一场政治选举对美国甚至全球的政治都产生了改变。对弱势人群进行攻击、对媒体和“文化精英"进行诋毁、提议限制公民权和公民自由，在这一系列的竞选活动之后，最终入主白宫的是一位在政治方面毫无经验的亿万富翁，并组建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一个顾问团。这次竞选周期所用的资金也堪称史无前例，总统和国会竞选供募集了64亿美元之多。在这些政治捐款中，68%的钱来自于占美国成人总人口0.68%的人群（捐款金额至少在200美元以上），或者说50%的钱来自于350个富裕的家族和他们的公司。
有钱人对美国政府的影响日益增加，甚至直接进入了政府内部，这一事实让不少社会学家和其他政治观察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政府体制早已不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所组成的民主政府，而美国政府已经成为一个被财富所支配的富豪统治政府。很多人都将美国富人逐渐庞大的政治权力归结为严重的收入不平衡以及对私人竞选募资的疏于管理。由此一来，他们造就了一种恶性循环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使得极富裕的那群人可以利用他们不断膨胀的资源来推动各种法律建立来保护自己的财富和自己的生意利益。对于那些宣称要实施减税、限制经济、环境、消费和劳动规则，影响了公司收益的政客们，富人们往往会奉上大笔金钱。
美国的艺术机构也从逐渐集中的财富中获得了不少好处。几乎全美所有的公共和非营利艺术机构都以慈善企业的形式组成，通过自主指定的自愿性董事会来管理机构，比如管理机构的藏品和“公共信托"部分的资产。大部分董事会也是机构的主要资助者。随着美国1%顶尖人群的收入占比从1984年的11% 到2016年翻了一翻的22%，在艺术、文化和人文上的投入也从38.5亿美元攀升到了182.1亿美元。博物馆董事会的规模和数量，以及董事会成员们的财富也一直在增长，把钱花在了新的博物馆建造、博物馆建筑翻新、资深员工的高薪水、以及购买价格昂贵的艺术作品。
这使得人们开始担心博物馆董事会成员和赞助人对于博物馆项目和收购方面的干涉和影响。书中所研究的128家艺术机构，2015年的总收入超过了42亿美元。其中，差不多10%的收入直接来自于公共部门的资源，另外可以算上15%-30%左右的非直接政府补贴，这是由机构的非营利性质所带来的税收豁免优惠。然而，尽管许多艺术博物馆都定义为“公共"机构，但他们大部分的运营却很少或几乎没有公众的参与、提供见解或是对政府支持的认可。反倒是通过被大肆宣传的美术馆募资派对和在展墙上出现的捐赠者名字，让很多艺术博物馆都成为了公开展现私人财富高度集中化的重要场合，让人觉得财富是和慷慨馈赠、创意、文化成就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一个从这些文化机构、慷慨解囊的董事会成员和赞助人们那儿直接得益的艺术家，我怀着一种既迫切又焦虑的心情进行了这个项目。我相信文化机构能够，同时也应该在民主社会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复杂而千姿百态的集体文化遗产的公共存放处，同时也也作为让各种声音都能在公共讨论中被听到的重要空间。事实上，我的这种信念和许多被研究的艺术机构的使命陈述都是相互回应的。我也相信，这些机构和他们在民主社会所需要完成的角色使命也面临着各种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些威胁不仅来自于激进右翼政客们呼吁削减文化机构的税收优惠，或是打压机构的政治活动；威胁也不单单来自于那些暗中损害公民权利、公民自由、对艺术家和记者进行攻击的政客，以及他们对一个开放、容忍和多元化社会的恐吓。文化机构所面临的威胁也来自于更广义上民主其本身受到的威胁，是由坚不可摧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性所带来的——这也成为了孕育政治两极化和极端主义的温床。这样的威胁不仅存在于机构的外部，也可能发生在管理和支持机构的部门本身，或是财富高度集中化的经济体制——这使得很多人成为了体系中不断重复的哀求者和兴高采烈的得益人这两种角色。
然而，我也担心这个项目本身会对艺术机构及其使命构成威胁，比如在这些政客的势力范围内让政治两极分化的极端化更为加剧，或是让那些努力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的机构变得政治化甚至进一步政治化。当然，最即刻明显的危险就是让那些赞助人远离艺术文化圈，而同时几乎全美国的艺术机构都依赖于他们的慷慨和志愿服务。对别人友善的意愿、甚至是倾情帮助进行质疑，可能没有比这样的行为更令人火大或令人受伤的了。尽管从政治和社会学语言角度来看——以及这篇介绍中进行的分析，都要求我对“富人"和“有钱人"的个人和群体进行归类和定义，但我心里还是明白这些术语只会将这些多元化的个体简单化，让过着不同生活、有着不同兴趣、特质和态度的个体成为同质化的类别，将他们的人性完全抽空。同时，我也很当心，因为并不是所有书中被研究的董事会成员都适用于这些类别或担任着赞助人的角色，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是艺术家、学者、社区志愿者和活动人士、博物馆专家和学术管理人员以及一些公共官员。通过这一项目对数千个董事会成员进行研究，我对他们的自愿服务精神、对机构和艺术投入的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非常欣赏。我希望被研究的对象中至少有一些人可以真正考虑下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
虽然这本出版物着重在政治和文化的赞助人和赞助事件，但金钱在政治和艺术中的影响不仅仅是供给的位置，更代表着一种需求。政客们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所筹集到的几十亿美元正是动用了天价的政治宣传活动后的效果，而这笔钱的出口大多是流向政治广告，以及越来越庞大的政治顾问团、律师团、公关公司以及募资者们的腰包里。同样，艺术机构筹得的几十亿美元也花在了高薪请来的博物馆馆长、顶尖策展人、艺术行政管理者、学者、建筑师和高端建筑公司、艺术运输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像我这样带着很有野心的项目和且耗费高昂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不断蹿升的作品价格也在发展、保障和维护博物馆藏品和项目。艺术家、博物馆专业人员以及艺术赞助人之类的人，一定要考虑好在这些体系中他们特殊的、个人化的、艺术气质的、专业的、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想法是否和他们作为一个开放、民主社会中的公民角色相一致。
文：Andrea Fraser
译：Ela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