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于中国文人画问题的研究，关键在于如何对文人进行定位。换言之，究竟是要继续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当作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特别阶层划分形式，不必与当代社会受到西方文化侵蚀与渗透的文化语境发生关系呢？还是要将“文人”这一概念置于现代文化语境当中，用新的概念对其进行阐释与表达？
对于前一种态度而言，“文人”等同于中国传统阶层划分中的“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稳定的主导地位。然而不容否认的是，现在已经不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闭关锁国时代，而是越来越积极主动地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国际接轨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任何自诩“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文化精英，都无法抹杀自身思想上密布着的时代烙印。因此，即便是善于考古、身体力行地回归传统的学人，也无法真正回归成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人。即便他把古人的思想加以重现，自认为做到了“述而不作”，其结果依然免不了是一种翻译，是站在当代语境中对想象中的往昔的追忆。这一类人，可以称之为是文化复古主义者。这种文化复古主义者往往是从形式入手，想要通过形式的回归来实现内容的回归。这种思路确实有一定的适用性，可以视作儒学文化传统中“正名”思想的延续。然而，即便是被后世文人尊为祖师的孔子本人，也意识到对这种“正名”思想滥用的危害，因此在其生前便指出了“以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危险。
可是，这一警告并未削弱儒生们对于复古的热情，以及他们试图重现“素王之道”的雄心壮志。孔子去世数百年后，王莽在众多儒生的全力支持与拥护下，自上而下地实现了这种形式主义复古。然而其后果却是整个社会的“名不符实”，用极为残酷的代价证明了孔子的预见性。这种“文化痉挛”随着儒生势力的不断恢复与崛起，在中国历史中得到了反复上演。在此过程中，儒生对“文人”的意涵进行了丰富，藉此产生了“文士”，并在宋明时期迎合统治阶层的需求大力挤压“武士”的生存空间，进而借助“八股取士”等途径将“文人”等同于“士人”。
从“文人”概念的缘起到它正式登上中国文化的历史舞台，我们可以发现，“文人”这一概念的意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与需要而不断发生着变更。这种意涵的变更现象并未对“文人”的身份认可造成困扰，相反地，“文人”逐步成为了全体民众接受及认可的一种特殊群体。然而，由于清末民国的灾荒战乱，以及建国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社会动荡，原有的“士农工商”社会阶层划分已经被摧毁殆尽。在这满目废墟中，有一个新的概念跃入人们的视野，并被越来越多具有文人情结和文人情怀的民众所接受和认可——它就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来源于西方，在英文中分别是intelligentsia与intellectual。这两个词分属东欧和西欧，含有不同的历史意义。Intelligentsia来自俄国，于1860年由作家波波里金提出，专指19世纪30到40年代把德国哲学引进俄国的一群受过较高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Intellectual则来自法国，起源于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专指一群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中心的杰出作家、教授及艺术家。由于这两个词的历史含义有所不同，因而在现代英语中通常intellectual泛指“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则专指“知识阶层”。
由于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中国在19世纪末20 世纪初产生了“学界分子”和“知识界”等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上正式使用“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两词。1933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之后随着政权的更迭，“知识分子”就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一直沿用至今。
知识分子是一个泛称，就像原有的“士农工商”一样是一种特定的阶层划分。中国的学术界对于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一直缺少认真的论证，因此在“钱本位”思想与“去专家化”社会风气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而这种尴尬局面进一步引发了“读书无用论”的持续发酵，并且在社会的逆淘汰中不断加剧民众的盲目跟风与自我愚化。以“赚钱多少”来对受教育层次的高低及知识量的多寡进行衡量，这与四十年前用“革命觉悟”与“造反程度”来对受教育层次的高低及知识量的多寡进行衡量，又有何本质区别呢？
然而，如果无法在“格物致知”的过程中做到“诚意”，那么就更谈不上“正心”与“修身”了。在身与心的二元背离之下，文人们又谈何实现“知行合一”呢？少数文化遗老们不愿放弃自己仅存的“风骨”，在日常“格物”的过程中“致良知”，以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来表达胸中的愤懑与不满，并将其编排成为一幕幕无声的戏剧，用政治化的隐喻来进行无言的抗争。这种抗争看起来并不像“饥餐胡虏肉，笑饮匈奴血”的抗金英雄、反清义士那样快意恩仇，也不像崖山之战、明亡之时“抛头颅洒热血”的以身殉国的兵将官绅们那样悲壮，但是它却凭借着犹如野草般的生命力，为华夏文化的延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遥想伏生当年，冒着整个家族被株连的风险，怀揣典籍惶惶不可终日，只是希望自己能够为后世学子留下一点先贤的火种。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守与决绝，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襟与情怀，才是中国文人们真正应有的气度。为天地立心，是对未知的敬畏；为生民立命，是对生命的尊重；继往圣之绝学，是对过去的追思；为万世开太平，是对未来的展望。所有文人化的技术，都应当展示出文人气度的某一方面。
对于包括画家在内的广大民众们而言，为了维护自身或自己所处团体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而做出的反击，与为了对人类存在状态的反思与人性的改良及提升而做出的回应，也许在形式上可能会有相似之处，然而却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丧失了文人精神的画家，会选择前一条道路，做一个随波逐流的自了汉。具有文人精神的画家，则会选择后一条道路，即便无法力挽狂澜，但最起码可以不做推波助澜的帮凶。对于前者而言，并非是做到了“独善其身”的君子，因为他的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并不能体现自己的文人身份，不能彰显自己的文人情怀，不能突出自己的文人精神。他即便选择了文人画题材进行创作，也只能称得上是一位不是文人的“文人画画家”。对于后者而言，则是通过“修身齐家”来为“治国平天下”做出自己的贡献，用满肚子的不合时宜来化身为一颗石子，积少成多地汇聚成为一座抵御世俗洪峰的堤坝。这种不合时宜恰恰正是文人精神的体现，因此这种画家能够称得上是“文人画家”。
【作者简介】
宋风，哲学硕士，九三学社社员，艺术评论家、篆刻家、画家。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学术秘书、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美术市场报》学术顾问，《中国美术市场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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